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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睢宁：改革者交棒 |
| 2012/1/5 15:44:46 来源：南方周末 打印本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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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睢宁原县委书记王天琦升官了。他在睢宁的众多改革措施，是否还在继续？
7月份起，“今日睢宁”报头版上，不再有新鲜的改革举措和激动人心的社论，也不再有王天琦标志性的讲话，取而代之的是招商会、签约会、大项目开工等新闻。不过，前任县委书记的很多做法仍在延续。
2011年12月6日，王天琦出现在苏州市领导干部务虚会上，他的新职务是：苏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从今年6月卸任睢宁县委书记，到两天前离开淮安，他担任淮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仅5个半月。
从2008年6月任睢宁县委书记起，王天琦推出了多项改革，一时间成为媒体眼中的“明星”官员。他履新苏州，在许多人看来，意味着他仕途前景一片光明——这里走出了陈德铭、王珉等众多省部级高官，有政坛“苏州现象”之誉。
这是以“改革”闻名的“明星”官员们的又一个好消息。之前在2011年11月29日，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刚当选为云南省委副书记。
改革者的“遗产”
2011年6月21日下午的睢宁县干部大会上，王天琦卸任睢宁县委书记，原县长王军接任。原徐州市外事办主任龚维芳接任县长。
王天琦的新岗位是淮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和王天琦一起策划、实施改革的原县纪委书记唐健调任徐州市市级机关工委书记，这是一个正处级的重要岗位。这意味着，睢宁改革的主要策划者、实施者事实上都得到了提拔。
王天琦的多项改革中，大众信用管理和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最为知名。前者是王天琦“双严管”杀手锏的一部分。他曾表示，“要把睢宁的大众信用管理工作做成全国的样本和典范，争取在中国社会管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严管民风”之前，先“严管官风”。唐健主编的《睢宁规矩》一书，介绍了睢宁十大“规矩”，至少有7项“规矩”针对干部。王天琦主政期间，睢宁共有95名干部因失职、渎职被问责，超过了前20年总和。
睢宁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改革，是中纪委、中组部确定的改革试点，获得了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盛克勤和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的肯定。
王天琦的另一项改革是“行政语言与行政行为改革”。会议讲话限时、评选年度最佳主题语、年度会议讲话和会议形态、开放各种会议接受群众旁听、直播会议现场、干群现场互动等等，已通过文件形式成为“睢宁规矩”的一部分。
睢宁还出台规定，要求党政机关限时办理媒体反映的问题。此外，县委书记和县长带头公布手机号码接受群众短信反映问题，并定期在报纸上公布短信办理情况。被评价为“一毛钱维稳”。
2011年上半年，王天琦依然接连推出新改革举措。年初，睢宁推行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强制出庭制度。3月，王天琦宣布引入民调机制，委托专业调查机构，对睢宁在发展、民主、民生等方面内容进行调查，结果纳入年度考核。
新书记的“新动作”
7月后，“今日睢宁”报头版上，不再有新鲜的改革举措和激动人心的社论，也不再有王天琦标志性的讲话，取而代之的是招商会、签约会、大项目开工等新闻。一些人分析，王天琦那种疾风暴雨式的改革怕是要结束了。
1960年出生的王军，比王天琦大8岁。在全县干部大会上，王军曾称将“继续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和创新性”。
这位王天琦口中的“老大哥”，还保留着“小弟”的很多做法。被称为“一毛钱维稳”的县领导手机短信及办理情况依然每月公布。大众信用管理制度不但继续坚持，深度、广度还在扩大。“十佳讲话稿”的评选仍将继续，会议发言依然计时、限时。
连王天琦极重视的会议形态、创意，王军也依旧坚持。县委办一位工作人员说，王天琦时期的会议策划班子不但存在，还补充了新人，王军常参加策划会，甚至会出点子。
“睢宁好人”评比也在继续。但在过去给评选出的“人民好榜样”及对他们所在镇各奖励20万的基础上，王军进一步提出，给“好人”们所在的村民小组安装健身器材1套，奖励所在组2万元、所在村5万元，等等。他说，“要给好人创造好的环境。”
包括王天琦在内的很多人都这样评价王军：“了解他就像煲汤，要慢慢‘炖’，慢慢相处。”如果说王军有什么自己的做法，那就是他在全县推广“舞动乡村”活动——完善村支部和村内道路、照明、音响等基础设施，吸引和组织村民晚上集中跳舞，利用跳舞间隙，实行党务政务公开。
他的另一个做法是“三问三请”，除各地推行的“问计于民、问政于民、问需于民”之外，还包括“决策之前请老百姓参与，决策执行请老百姓监督，决策结果请老百姓评判”。王军称之为决策的“群众路线”。他喜欢研究毛泽东的著作。
王军上任后不久，前往人民西路的和平社区“城中村”调研。和群众座谈时，一位妇女说：“2010年元月你做工作报告时说要贯通人民西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兑现？”
王军赶紧向在场群众道歉，说他这次来就是“了解群众们的真实意愿，群众们下定了决心，县委政府也就有信心了！”
“尚方宝剑”
在睢宁很多机关、企业，“建设满意睢宁、跨入小康社会、冲刺全国百强”的标语、霓虹灯，仍然悬挂在显要位置。这是王天琦在任时，县委确定的睢宁三大目标，当然王军也是决策参与者。
在谈及发展时，王军说要“打造发展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一说，依然源自王天琦。王天琦口中的“比较优势”有一条是：“允许和支持睢宁县在不违背国家、省、市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比其他县（市）更加开放、灵活的政策，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新路子”。
这和仇和在宿迁改革的口号很相似——“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允许和支持宿迁采取比其他地区更加灵活的政策”。仇和的这句话出自江苏省委、省政府2001年4月26日的苏北区域发展座谈会，并被写入正式文件。
当时的江苏省委领导是这一政策的直接推动者。他引用“水桶效应”原理说，宿迁是江苏的短板，如果宿迁不加快发展，那么全省达小康是不完整、不全面、不彻底的；如果宿迁跟不上现代化步伐，江苏的现代化也是不完整、不全面、不彻底的。
有意思的是，当年仇和担任江苏沭阳县委书记时，沭阳被称为江苏最差的县。而当王天琦在江苏睢宁县委书记任上时，睢宁则已经取代沭阳，成为江苏的“短板”。
领导重视“短板”的“政治优势”，使得仇和和王天琦的改革，拥有了“尚方宝剑”。
当年，仇和在沭阳推出电视节目《沉重的忏悔》，被人攻击时，时任江苏省委常委、公安厅长李明朝力挺仇和；当仇和在宿迁推行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引发猛烈抨击时，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亲往宿迁以示肯定。
而对于睢宁的改革，2011年1月，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批示：“睢宁经验急需进一步总结，形成制度，适时推广。”另一批示精神是“要把睢宁改革成果固化，防止人走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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