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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军功章增辉的老兵—潘其胜
2018/11/8 15:18:42   来源: 印学陵 清锋            打印本页   

     提起潘其胜,在洪庄镇陈西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那瘦小的身材、健朗的体魄、宽广的胸怀、慈善的面庞,无不给人留下极为美好的印象。
   他今年86岁,1933年10月27日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哥弟、姐妹排行老四,他的一生堪称传奇,他满怀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还乡团的仇恨,肩负新中国保卫与建设重任,参军入伍,走遍大半个中国的山山水水,为新疆、西藏的平叛与解放、为新中国地图坐标测绘做出了贡献,他是当代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青壮年的典范,老年的楷模,作为《洪庄镇志》主编的我有幸采访了他,并为之感动。下面是他老人家时而激奋、时而心酸、时而幸福的回忆…….
   “从我稍有记忆时刻起,家里就穷,靠租种村中的‘清泉寺’庙上的几亩薄地为生,每年秋收,除上交皇粮和庙上的粮租外,所剩无几,加之我的兄弟姐妹多,生活难以维持,父亲潘兴啟靠给地主打工,挣点血汗钱贴补家用。
   七岁那年秋,也就是1939年农历7月12是陈栈村逢集的日子,一大早家住我们河南街东首的李兴春,透着浓雾看见一队日本兵向村中走来,危急时刻,他转身回家取出枪支弹药,瞄准走在前头的日本兵就是一枪,只见那个日本兵一只手捂着另一只手大喊大叫,其他日本兵也急忙撤回洪庄火车站据点。
   为报这一枪之仇,到了中午,日本鬼子以一个小队兵力从洪庄火车站出发,在现郭阳刘圩自然村北侧,陈栈水库东侧古墓边架起三门迫击炮,向西北方向陈栈集市(原集市在陈西境内),连续发射28发炮弹,正在赶集买卖货物的2000余人四散奔逃,丢弃的货物满街都是,村民李丙长和走亲戚的老妇人等12人被炸伤,季国同的母亲和正在打铁的三名山东籍铁匠两人被炸死。当时我在铁匠铺看打铁,父亲喊我回家吃饭,我没走继续观看,父亲刚走一会儿,炮弹就落到了铁匠铺内炸死两人,另一人提着我向东面坟地狂奔,刚到坟地把我放下,也没注意我的情况而跑往他处,此时我也不知被炸伤,独自向西北方向行走,遇逃跑者说我身上哪来这么多血,这时我才知道身受重伤,边跑边哭,哭声惊动了躲在不远处沟内的叔叔潘兴良,把我急忙送到地处三里之遥的现桃林镇张陈村陈小庄姥姥家,因姥姥家也特穷,没钱送医院治疗,就在家用草药清洗伤口,这时才发现我全身被炸了9个窟窿,姥姥一家每日为我清洗换药,直到第二年冬天才把伤治好,可这9块罪恶的弹片至2018年8月12日我不慎摔倒,到医院检查拍片后发现弹片仍清晰可见的留在体内,我恨日本鬼子,我感谢姥姥、姥爷一家人,也算是我命大吧”!说着老人边流泪边掀起了衣裳,我大吃一惊,9处伤疤依旧明显,最大的一处长达20公分,老人的儿子潘万鑫把所拍的胶片递给我,9个白点极为显眼,这就是日寇侵略中国的铁证!
   潘老接着说:“我伤好后的那几年,日本人在我们庄上建起了据点,老百姓更加遭殃,派粮派钱抓民夫,如果不给就派伪军到家中抢,见什么拿什么,各家都一穷如洗,很多人逃荒要饭,远走他乡。到了45年秋天,八路军独立团与民兵包围了陈栈据点,断了他们出入道路和粮草,不几天,全部投降,此时才发现,住在这据点里的全是伪军,而日本鬼子怕死都躲在洪庄火车站和徐塘庄火车站据点。庄上的老百姓那个高兴劲自不用说,中共竹墩区委还在我们村召开大会庆祝呢”!
   “日寇投降后,共产党的村政权在竹墩区委领导下,逐步建立,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民兵队、儿童团,刘玉香任儿童团长,我和十几个10余岁的孩子每日排着队、唱着歌,在各路口盘查行人路条,发现坏人立即报告。记得有一次,陈小庄我表大爷陈太伍来集市买牛而忘记带路条,我们就是不让进街,6个人把他拉来拽去,结果揣在怀中的银元散落一地,被赶集众人拾去,后经我父亲寻找沟通,一块不少的全部找回”。
   “这个时期,形势变化太大,第一次解放,我家分得了土地、农具、粮食,过了一段舒坦日子。可好景不长,地主还乡团反攻倒算,土地农具等又被地主还乡团收了回去,国共两党斗争非常激烈,我村农救会长刘维田、民兵赵景友、赵大踩等人惨遭杀害,竹墩区区长钱具昌受伤被捕,抬在陈西村东门里保安团长季诚志的住房外,仍高声呼喊:“这里就要解放了,共产党就要胜利了,老少爷们要团结起来和他们斗争到底!”他的叫骂,招致毒打,后被抬往阿湖处死。针对他们的暴行,共产党以牙还牙,竹墩区一个排兵力化装成伪军,从徐塘、古木、塔桥、陈栈一带逮捕地主恶霸分子上百人,带到竹墩解放区,罪大恶极者近半人被枪决,我们庄的地主恶霸分子李兴春等6人被镇压,余者逃亡外地都被抓回枪毙,如季诚志、季良凯等”。
   “1949年我16岁时想参军,部队嫌年龄太小,不同意,我想民兵也是兵,也有枪,也能参加革命,于是报名参加民兵队,农忙种田、农闲训练,时间过得很快。1955年我终于圆了当兵梦,全县600多人在石榴(县政府驻地)集中,坐火车从东海过徐州至郑州达江西萍乡,划分建制。我们部队直属中央军委领导,从事地图坐标、高程测绘,分选点、造标、埋石、水准、天文、机线六个小组,我在机线组。至1962年精兵简政时共7年时间,我们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祖国的山山水水,历经江西、四川、甘肃、新疆、青海、西藏、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浙江、陕西共14个省份,长年累月都在野外作业,山再高要攀到顶峰,谷再深也要下到底层,有路时器材给养车跟进,无路时,近则人工背负或肩扛,远则请当地政府派民夫修筑便道通行,实在无法修路时就用牦牛等牲畜驮着器材及生活物资前进。由于当时刚刚解放,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及土匪特多,经常袭击我们野外作业人员,白天作业都要器材武器一齐带,时不时地打一仗,战斗结束再继续测绘。夜幕降临,怕露暴露目标,不能生火做饭,炒面和着积雪充饥,一次观测组驮物资的牦牛走失,战友们分头寻找,两人一组,石湖乡的戚兴友与陕西籍一战士壮烈牺牲”。
   “1955年夏,在攻打麦克马洪线敌残余部队时,运送弹药过河时桥断,第二辆汽车落入水中,司机及押运战士两人皆牺牲,物资被水冲走,两名战士的遗体始终未能找到”。
   “1955年秋,部队开赴南疆,此时南疆仍有大量敌对武装,首战金门玛珠,我们运送弹药给养的车辆刚到一村庄,遭10多架敌机狂轰猛炸,官兵紧急疏散,而当地的老百姓却遭了大难,被炸死十人,多处房屋起火,我官兵紧张救火,帮助掩埋尸体,军车亦被炸毁两辆。此战结束后,发觉那里不宜开展野外测绘工作,部队转移至福建,在厦门、龙岩等地工作约一年,于56年夏季又回到了南疆,住在七页井气象站,一日上午,我和司机王廷喜,后车司机杜家森(山左口乡人)和班长黄佃富同到造标区运钢标,至山路拐弯处翻车,我被压车下,上半身在外,肚子向外冒血,三个人的力量抬不起车辆,周围是无人区,班长三人用手扒车下土石,他们的手都磨成了血拳头,半个多小时才把我救出,至下午把我送到木梨县医院。说是县医院,就相当于我们村卫生室,连个拍片机子都没有,包扎、打针、吃药,连续几天伤势不见好转,单位派专人送来5000元慰问金,我没收,作为了治疗费用,后转乌鲁木齐医院拍片方知骨折,耽误了治疗时间,腹部伤得到了控制,可腿部留下了终身残疾,部队为我记了二等功。”
   “伤势基本痊愈后回到西安总部,恰此时与我同部队的石湖乡乔团村战士乔某患精神分裂症要送回原籍,家住桃林镇后街的马某,因违反军纪被开除军籍,领导安排我把他们护送回乡。一路上我既怕马某逃跑需加强看管,又要照顾不懂事的乔某。每到就餐、方便和转车时,都要找列车长帮忙,无论白天黑夜,连觉都不敢睡,即使如此,还是闹出了事儿。一日午餐时,邻座一对去上海青年男女拿出烧鸡刚要吃,被乔某抢了过来,边手舞足蹈边吃,二位见我是军人,找我理论说:‘你手下的人怎么能这样,为什么抢东西吃’?我与其解释道歉,取得了理解原谅。一路上,由于我不准乔某乱走乱动而被打两次,我能说啥?还不是为了圆满完成任务?直到多日后深夜,在家乡阿湖镇火车站下了车,把二人带到了洪庄公社驻地,安排好吃住,次日把他们分别送到了石湖公社和桃林公社,在办理完交接手续分别时我流泪了,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想要是搁现在,即使我还年轻,也不可能一个人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实在太难了啊!回到家,我像得了一场重病,大睡了一天一夜。为此部队为我记了三等功”。
   “1962年初,赶上国家实行精兵简政的机会,我主动要求复员回乡,以便照顾老人及妹妹,因为此时哥哥已去世。回村后,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组副组长,经部队下派干部陆国彬、桂振东介绍,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文革开始后,我见社会秩序大乱,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上学,我看不惯,辞去了村里的职务,当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农民。我常想,我一生跟党走没掉队,现在当农民也要当个好农民。从那时起,我始终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与邻里和睦相处,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交公粮时,我把打下的好粮交给国家,因为军人为保卫国家安全,在边疆值守太不容易,要让他们吃上好粮,不然我对不起他们!我们身处后方,有饭吃饿不着就行。这些年改革开放,又赶上了好时代,我教育儿女,现在政策好了,钱挣多了,可富了不能忘记乡亲们。对于我说的话他们很在乎,也很当回事,这些年儿子潘万鑫当了几年村支部书记,带领干群共同致富的同时,自己还在浙江慈溪创办了服装厂,近两年,儿子又到洪庄镇政府上班,为加速发展镇办工业而招商引资,这也使我作为一个老兵、老党员感到很满足、很欣慰”!
   当我问及潘老作为一名老党员、老伤残军人,政府给多少优抚待遇时,他很是激动地告诉我“在我退伍返乡途中,挎包丢了,所有证件无存,直到60年代中期,由县民政局与我原单位联系证实后,补办了相关手续,我们原单位现在的名称为:‘国家地震局第二地形变监测中心’。我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测绘兵,作为一名赴新疆西藏平叛战士和伤残军人而享受国家给予的优厚待遇,我很知足。2018年我领到单位补助费及平叛参战、伤残军人优抚费等12000余元,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
   “回忆一生,我恨透了日本帝国主义,感谢党的好政策,使家乡人民富了起来,感谢各级政府对我的关怀照顾,我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穷人的活路,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我们的今天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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