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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省级党委换届透视 |
| 2012/2/17 15:33:44 来源：南风窗 陈宝成 打印本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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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1年10月到2012年6月，中共省市县乡四级党委自下而上集中换届。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由同级党委召集，每届任期5年。
5年前的上次省级党委换届，时间跨度达8个月：2006年10月到2007年6月，西藏率先“打头”，山东最后“收尾”。其中2006年10月到12月期间，有14个省、自治区换届；2007年4月到6月期间，有1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换届。
5年后，省级党委换届如期举行。2011年10月13日到11月29日，14个省、自治区先后完成党委换届。其他1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将在2012年上半年完成换届。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省级党委换届，直接关系到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对省级干部布局的全盘考虑和调配。”
“省级党委班子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自然会引起社会关注。”中央党校教授谢志强结合省级党委的地位分析认为，相对中央来说，省级党委班子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相对于市县乡来说，省级党委班子又是决策者。
民族自治地方的“60后”
从新一届党委常委的数量看，14个省区共产生党委常委186人，其中新疆、西藏各有15名，其他12个省区均为13名。
首先明确一点，上述省区换届结束后，国家计生委原主任李斌调任安徽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中央外宣办（国新办）副主任董云虎与西藏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崔玉英对调，使得西藏自治区女性党委常委空缺。但本文数据仍以换届结束时情况为准。
从186位常委的受教育背景来看，沿袭了高学历的特点，集中表现为“博士常委”有43人，占23.12%。据记者统计，其中11位是在走上仕途前获得博士学位，其他32位是在从政过程中获得博士学位。此外，186位省级常委中有教授、副教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职称者20人，有博导头衔者9人，有72人曾在各级共青团系统任职。
与5年前相比，14个省区党委常委的平均年龄不减反增。据记者统计，14个省区中仅有安徽、内蒙古、河北3个省区党委常委平均年龄比5年前减少，其他11个省区党委常委平均年龄均比5年前有所增加。
在186人中，有155人在本次换届前即任所在省份党委常委，其中有60人连续两届当选所在省份党委常委；其他31人为换届中的新晋常委。
31名新晋常委值得关注。据记者观察，在换届后的职务调整中，任党委秘书长、地市书记的各有6人，任统战部长的有5人，任政法委书记、宣传部长的各有4人，任政府副职的有2人，任省军区政委的有1人。
此外，河南常委毛超峰，江西常委周萌担任职务尚未明确，但据相关报道，毛超峰、周萌已分别公开出席教育系统和政法系统的相关活动。
除将在今年6月换届的宁夏外，新疆、内蒙古、西藏、广西4个自治区均已完成换届工作，并产生“60后”常委23人。其中新疆和内蒙古各有7名，西藏有6名，广西有3名。
汪玉凯认为，民族自治地方相对落后，条件艰苦，因此客观上需要敢于创新、有闯劲的年轻人来闯出一番事业；而“60后”党委常委“比较年轻，思维比较活跃，富有开拓创新精神”，客观上满足了民族自治地方的干部需求。
常委班子年轻化比例最高的当属内蒙古：在13位党委常委中，“60后”过半，共有胡春华、李佳、潘逸阳、乌兰、李鹏新、王素毅和曹征海等7人，所占常委班子的比例在已换届省区中最高。
汪玉凯认为，“60后”常委在民族自治地区的历练，有助于他们学以致用，了解中国实际，熟悉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从而在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时，更容易从全局高度考虑问题，是符合干部培养规律的。
记者统计发现，在4个自治区的23位“60后”党委常委中，有10人是少数民族干部。
对此汪玉凯认为，按照中央相关政策，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干部要占一定比例。因此发现少数民族干部中的优秀分子，培养他们早日走上领导岗位，是使少数民族干部后继有人的战略考量。
他指出，“60后”省级党委常委的整体成长，体现出中央培养、储备干部的战略考量，更多“60后”省部级高官走向施政前台，将会是未来发展趋势。
党委常委领导层变动
在书记、副书记等党委常委领导层中，西藏继续保持“一正四副”，新疆由上届党委常委产生时的“一正四副”调整为“一正三副”，内蒙古由上届党委常委产生时的“一正三副”调整为“一正二副”，其他11个省区也均为“一正二副”。
与换届前相比，14个省区党委书记、担任行政一把手的党委副书记和12位不担任行政一把手的党委副书记均顺利当选；有5人新当选为所在省区非行政一把手的党委副书记，分别是河南邓凯、安徽孙金龙、西藏吴英杰、河北赵勇和云南仇和。
在党委书记层面，14位省（区）委书记中，有“40后”1人，即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有“50后”11人，其中福建的孙春兰成为唯一女性省委书记；有“60后”2人，分别是出生于1960年4月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和出生于1963年4月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
14个省、自治区上次换届时当选的党委书记，均已在换届前调离各自省区，其中辽宁、安徽、江苏、河北各有两位省委书记在上一届任期内调整（图表一）。换届前由中央任命到所在省区工作的14位省区委书记均在换届中顺利当选，显示出他们的工作业绩获得了中央和当地党政高层的认可。
在31位省（区）委副书记中，有“40后”1人，即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巴平措；有“50后”22人；有“60后”8人，其中最年轻的是出生于1963年1月的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值得关注的是，河北、福建两省省委副书记均系“60后”。
与5年前相比，14个省区担任省长、自治区主席的党委副书记也全部调整，其中河北三换省长，山西、江苏各两换省长（图表二）。14个省区不担任政府正职的30多位党委副书记也在换届之前调整，其中多人升任省部级政府、政协的正职。
从换届后14个省区党委常委分工看，除书记、副书记之外，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政法委书记、宣传部长、秘书长、常务副省长（副主席）、省区政府除常务之外的一位副职领导、省级军区司令员或政委、省会首府城市和较重要的地级市书记，均由常委兼任；除辽宁、新疆、江苏、福建之外的10个省区统战部长也进入常委班子。
此外，工业大省辽宁和新疆的总工会主席、福建省的教育工委书记、湖南省的长株潭试验区工委书记也均由所在省区党委常委兼任；新疆的肖开提•依明、内蒙古的曹征海还担任了专职的自治区党委常委。
差额选举
在地方党委选举中，长期以来都是省级党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副书记实行等额选举；而实行差额选举的“顶层”为省级党委常委，并有党内法规加以规范。
汪玉凯指出，过去实行的等额选举“只有举，没有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选举，这就为“拉帮结派、任人唯亲、一把手说了算”提供了制度空间；而差额选举则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1988年3月，中组部发出《关于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实行差额选举的暂行办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党代会代表，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常委，纪委委员、常委实行差额选举，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副书记暂不实行差额选举；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委员、候补委员，纪委委员候选人的差额不少于应选名额的10%。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常委，纪委常委候选人的名额要比应选名额多1~2人。
作为引入竞争因素的地方党委常委差额选举，其效果立竿见影。在改革开放之初到1994年之前，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已有北京、青海、山东等省（市）委常委实行差额选举。
1994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规定，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委候选人数，应分别多于应选人数1~2人。
在这一规章出台之后，省委常委差额选举的制度保障更加明确，这使得地方党委常委候选人落选成为“有章可循”的事情。山西、湖南、贵州等省份实行差额选举省委常委的做法也见诸报端。
据记者了解，在新世纪首次全国省级党委换届中，福建省委七届一次全会就差额选举产生14名省委常委；而在5年后的全国省级党委换届中，除福建之外，河南、河北、四川、江苏等省份差额选举省委常委也见诸报端。
2011年14个省区党委换届，以差额选举方式产生省委常委并见诸公开报道的，有江苏、福建两省；河北省差额选举产生省纪委常委，而湖南则是等额选举省委委员、省纪委委员，差额选举候补委员。
对差额选举省委常委，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予以肯定，并强调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引入竞争性选举因素，还有利于理顺党代会、全委会和常委会的权力关系。
蔡霞分析，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选举至关重要：“党代会选举产生全委会，全委会再选举产生常委会，所以常委会必须向全委会负责，而不是常委会凌驾于全委会之上。”
以江苏为例，江苏省委常委差额选举的前提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省纪委委员的差额选举。据江苏省内媒体报道，这一届江苏省委委员85名，候补委员15名；省纪委委员55名。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省纪委委员实行差额选举，差额比例均不低于10%。省委委员候选人96名，省委候补委员候选人先提出7名，未当选的省委委员候选人列为省委候补委员候选人；省纪委委员候选人63名。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盛克勤介绍，以前几届省委常委就已经是差额选举，此次江苏省委常委的选举，差额1人。
江苏的这一做法能否对其他尚未换届的省份产生影响？对此受访专家多出言谨慎，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蔡霞认为，扩大党内民主推向高层，加大竞争性选举，需要具有可操作的法治步骤，“操作得好或不好，对全党全国是有影响的，需要周密、慎重推进。党内民主的大趋势是必然的。”她指出，省级常委的任用不是某个省份能决定的；能做到省委常委差额选举，从组织程序上说是经过中组部甚至党中央认可的。
汪玉凯认为，中央和中组部有了这样的部署，就意味着这一举措被制度化；江苏这一步迈出去，将影响还未换届的省份。
而面对此前地方改革遭遇“天花板”困局的现实，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王长江强调了顶层设计的重要性。他认为，差额选举使得责任关系有明确指向，但关键是要把它做实。他批评过去有的地方把差额选举形式化的做法，并希望有更多真正的差额选举出现，让候选人展开竞争，“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王长江希望江苏不断推进党内民主进程，梳理相关党内法规，克服内部的不协调之处，做好顶层设计，避免这一改革遭遇“天花板”而无法推进的困境。
关于地方党委换届差额选举的实践，能否为差额选举向更高层面推进做好准备，盛克勤认为，这属于国家政治制度层面的安排，是由更高层面来考虑的。但他强调，差额到省委常委层面，已经形成了很成熟的做法，这也说明党内民主和用民主、科学的方法选人、用人，不仅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已经形成的制度，它对基层的党内选举、民主选举是很明确的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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