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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燿山书画作品
2015/4/17 11:35:07   来源: 张燿山            打印本页   

     


  


  


  


  


  


  


  


  


  


  


  


  


  


   龙尾河畔是我家
   ——张燿山访谈录
  
   每年的元月中下旬,一般都是市级两会会期,今年也是如此。在市级人大代表驻地,我们见到了兼具人大代表身份的燿山先生。花果山下微风凉雨,离羊年春节不过月余,我们的访谈就从一枚闲章开始……
  
   □采访人:听说您有一枚常用的闲章,叫做“龙尾河畔是我家”,能讲讲您的少年时光,还有龙尾河的故事吗?
   □张燿山: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文化符号,不仅标记着他的身份、经历,影响着他的情感、精神、气质、理想和未来的道路,更成为一种铭刻在生命深处的母语,永远都不会遗忘。对我来说,它就是龙尾河。我55年出生,老新浦人,龙尾河就在我家旁边流过。龙尾河承载了我童年、少年所有的记忆。所以我常用“龙尾河畔是我家”,用以表明我的出身。
   当时的新浦很小,中心是在民主路、解放路一带,龙尾河相当于现在城乡结合部。那个时期在新浦居住的,大部分都是从灌云过来创业谋生的人。来了没地方住,就在龙尾河堤上挖个洞,下一半在河堤里,上一半在河堤上,再搭上棒衔上草,一家人栖身在里面。我们家算是比较富裕的,住的就是瓦房。当时瓦房非常少,也非常让人羡慕。所以父亲常自夸“我们家房子是青岛瓦的”。后来才知道“青岛瓦”其实是一种德国技术,高温烧制、土坯挂釉,水滴到上面可以流下来。而本地土坯瓦是青砖烧的,下雨会渗水,很潮湿。还记得别人家院子好一点就是煤渣铺的,我们家却是很大很宽的条石,家里有天花板、红木家具、罗马的大钟,还有三棵很粗的枣树。要知道新浦是从光绪年间才有人居住,到我小时候才50年多年,我们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新浦的原住民了。所以父亲也常常对周围人说,你们盖的房子都是用我的地。
   我父亲上过私墅,会讲很多文人的故事,会作诗词,会写毛笔字,这些对我影响非常大。文革期间,读书人少,能写字或会写字的人更少。当时每家都按要求用白石灰刷了一面墙,很多人家请父亲写标语,我就跟在他后面服务。除了写字,我还继承了另一个“优点”,就是无理也能讲三分。记得有一次他和我谈到写字方面的事情,他说你的字太潦草,我说潦草怎么了,他说潦草就是不好,我后来反驳了一句,说毛主席的字比我还潦草,那你说好不好。他当时就不说话了。
   所以说,我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从他那里,我得到了艺术的最初启蒙。但当时孩子的想法很简单,觉得自己端着一个小盘子跟着他,后面又有一群小孩子追逐着,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想着书法能有这么个好处,就渐渐产生了兴趣。但当时只是喜欢而已,我根本不曾梦想、也不敢梦想自己能成为一名书法家,或者把书法当作职业。
   我们这一代人,基本走了两条路。做技术工人,出苦力的,就举杠铃哑铃,去练武打拳,把身体练得块儿很大。还有些人,像我这样,就痴迷于当时的流行音乐,就是二胡。我父亲的二胡、三弦都非常好,在那个文化匮乏的时代,一个能拉病中吟、二泉映月的人是非常不简单的。我记得父亲喜欢把二胡夹在两腿之间,双臂微扣,非常投入的拉出一曲完整的二泉映月,感觉非常凄美。拉好这个曲子,是一定要江南的师傅用蚕丝做弦的,所谓“丝竹”的“丝”,说的就是蚕丝。当时我们那里流行的是钢丝弦,所以其它人总是拉不出像父亲的那种凄美。
   后来我上了师范,主要精力也还是放在音乐上的,业余时间主要就是拉二胡,练习病中吟、空中鸟语、良宵等各种曲子,后来到花果山教书的时候,又为农民伴奏,投入精力非常大。事实证明,音乐对于书法的理解是很有帮助。
   □采访人:您说的师范是指的是当时的海州师范吗,后来什么时候兴趣转向书法了呢?
   □张燿山:是的,我是普师毕业的,也就是当时的海州师范。当时陈凤桐先生是海师的老师,带兴趣小组,我又跟他学习书法,当时对书法的兴趣仅次于器乐。
   海师毕业后,有一段时间我和一批人被组织派去集中学习,这是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学习,不是人人都有这种资格的,而且它意味着学习结束之后就能走上“仕途”的光明大道。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天大的机遇。学习后开总结大会,别人都异常热烈地谈学习心得,轮到我的时候,我竟十分“谦虚”的说“没什么心得”,以至后来朋友们都说我是“一句话告别政治”。的确是这样的。同去的人都开始建功立业,只有我又重新回到起点,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一直到后来,我与政治也没有多大的缘分。
   从1975年开始,我的兴趣正式转入书法,二胡就再也不弄了。当时想法很简单,两个都喜欢,必须有所取舍。选择的原因也没那么崇高,其实就是因为器乐太吵,当时家家门对门,你练上一天,人家肯定不高兴。书法你闷在屋里写一天,也没人管你,不会干扰邻居。那段时间,我下了不少功夫,在沙地上、城砖上、报纸上,只要能写的地方都写过,很是痴迷。那时蚊子特别多,家里房子靠河,农民又爱养猪养鸡的。三伏天我穿个短裤,脚上套个雨靴,伏在自制的三合板书案上写字,短裤和靴子之间被叮得全是红点,地上一层全是蚊子,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年我二十七岁。
   1986年我得了一个全国青少年书法比赛的金奖,叫“神龙杯”,当时全国两万件作品,选出来就三个人。这件事引起了文联领导的注意。1987年我辗转来到文联,一直到现在。算是走上了书法的正途吧。
   秋风吹来,叶子落下,每一片叶子的轨迹都是不同的。如果亚马逊河边的蝴蝶少扇动一下翅膀,德克萨斯州也不会上演一场暴风。师范上学的时候,陈凤桐陈老是书法兴趣小组的老师,温广宇老师是我的班主任,赵斯武老师的女儿女婿是我同班同学,他的老伴是我的同事,都是连云港的大家。当时许厚文先生做秘书长,又跟着他接触了杜庚先生、顾铁农先生这些大家。我不是宿命论者,但有些时候,一个人最终做了什么是注定的,各种力量综合起来让你不做这件事都不行,这一点,我是很庆幸的。
   □采访人:业内人士对您的评价是,出道之早可与中国当代书法同步。您能回顾和评价一下自己的书法和书风吗,有哪些重要的发展阶段?
   □张燿山:在书法史上,因为各种书体的内在特征和书写技术的相互联系,我们经常把规整作为一切艺术种类的基础。特别是唐楷以后,以规范和精深为标志的审美习惯占据主流,从楷书入继而行草成为近古书法的主要传承方式。而我自己开始悄悄临习的是草书,不是基于理性自觉,纯粹是因为个人喜好。最早写的是孙过庭的景福殿赋,后来才开始学楷书,颜真卿的多宝塔、勤礼碑、大麻姑,才开始守规矩。从书体沿革的角度来看,也是草、行在前,而真书在后,所以我的书法虽然有唐楷的规模,但始终不受楷书的限制。后来有一段时间觉得写坏了,就是学了华世奎,他的书法特点是程式化,容易学,但后来想改掉也不容易。
   后来我就开始写章草,我应该算是那个时间段、年龄段第一个写章草的。当时信息很不发达,写这个的非常少,跟我同龄的几乎没有,当时的评委都没怎么见过,所以获了不少奖。现在想想,当时能进入这个状态,与临帖的切入点有很大关系,章草的几个重要的帖,像月仪帖、急就章啊,都下了大功夫。当然,写得最多的还是平复帖和出师颂,一天能临几十遍。那是1987年的事。
   1987年是我书法的一个转折点。当年临的东西,现在看起来说不上好,但是当时能做到却不容易。这之前,无论是从技术还是认识上,我对书法的理解都处于初级阶段。到底书法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要写,一幅作品到底好在哪里,我都没有真正留心过,把东西写得很像就心满意足,还没有创作的自觉。但两帖之后,对书法微微有了点感觉,知道作者的情感通过自己的笔墨,能够表达出来。从1985年到1987年,我都是在少年宫,和陈迅在一起,我们在一起互相影响了很多。这三年是我书法最用功的三年,从临帖的量来说,也是最多。从那以后,我逐渐进入创作阶段。当时我三十二岁。
   之后,我的书风还是以章草为主。章草从隶书演变而来,虽然就一种书体来说法则已经完备了,但因为她诞生在艺术自觉的前夜,所以面目可爱,更多的展现了一种原始的状态。当然还有小草。孙过庭的书谱、十七帖,我临习的量也很大,消耗的时间也很长。所以实际上我写的也不是纯粹的章草,其中也夹着小草。这么多年我一直认为,书法中的楷书、隶书、篆书更多是一种基础练习,就像武术中的马步,算是基本功,始终不能克敌制胜。真正体现书法性质的,还是草书,惟有其最能体现作者的性情、经历、情感,表现作者的所有。其次是行书。
   □采访人:研习书法这么多年,您觉得哪一幅作品是您最满意的呢?
   □张燿山:去年舒婷在《致橡树》公开发表35年后,无比遗憾的说了一句话,我始终没有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很不幸,我也一样,这不是谦虚。1994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展,当时全国四百件作品,从市到省再到全国层层筛选,很多名家又是直接入围,所以展览中的新面孔也只有小几十件。第一次进全国展,非常兴奋的。但展览当天我只瞄了自己的作品一下,就再也没敢看第二眼。看到人家围在那儿讨论,却不敢靠近,感觉就像自己赤身裸体被人家说三道四一样,觉得很丢人。到现在为止,我也还有这个心理障碍。
   我四十岁、五十岁都筹备过展览,但每次都在即将成熟的时候停了下来。总是觉得自己没有好作品,这些年也没出作品集。除了一些必要的应酬,我很少在人家面前写字,也不怎么敢出去写字,更不敢以书法家自居。人家说我是大书法家、大艺术家,无论是真心赞美,还是开玩笑、调侃,我内心深处都接受不了,这也是我没走出连云港的深层次原因。有人替我分析说可能我还是认为艺术是私人化的东西,也可能是把书法看得过于神圣了。我自己也不清楚。
   □采访人:之前我们一直说的都是您自己和书法,能站在第三方的立场评价一下当代中国书法吗?
   □张燿山:评论其实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不仅需要认识,更需要勇气。我虽然身在书法这个圈子,但对书法界却并不了解。我很少去评论书法,对整个书法界也一直保持沉默。但我一直觉得中国书法走入了一个误区,大家不是真心的去创作,而是刻意的去摹画,更多是迎合市场的口味。特别是当下的展览机制,导致了中国书法的堕落,包括书法本身和书法群体的堕落。
   本世纪初有一个20世纪书法大展,围绕一幅作品的真伪,当年的书法导报和书法报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论战,最后还导致了书法报一度被封。想一想我一个小小的书法家,一个偏远小城的书协副主席、秘书长,这件事实在和我没多大关系,但是我就是接受不了那种现象。我当时写一封长信,对书法报的行为表示赞同,对他们的处境表示安慰。我这个人有时候比较偏执,再加上后来周围一些半书法、半政治的让人无法理解的事件,让我觉得中国书法到了一个非常污浊的地步,心里着实失望,便有五、六年时间不拿毛笔。
   □采访人:看得出来,书法在您看来还是非常神圣的。能谈一谈在您的书法生命中比较重要、或者对您影响较大的人吗?
   □张燿山:除了父母,对我影响最大的,第一位就是沈鹏先生。这是一位非常质朴、非常值得敬仰的艺术家。虽然和他并非朝夕相处,但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然后就是文联的几位老领导,周维先、彭云、陈凤桐、沈涛这几位,他们我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有一度我非常想离开学校,甚至有了去工厂的打算,有个造纸厂的工会,表示可以接纳我,让我不受干扰的写字画画。就在要去的前几天,我去文联送东西,周维先主席让人问我愿不愿意来文联,你完全不能想象当时我内心的激动,因为这一批老艺术家在我看来是高山仰止的、神一样的人物,我当然想了。所以我一直说我的人生是他们帮助改变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他们无论做人、做学问,都是我的表率。这些年,我到哪从来不敢吹牛、不敢张扬,也是他们的影响。
   还有一位,那是1982年遇到的。就是当年为《当代楹联墨迹选》写楹联简说的,叫冯景昶。当时去北京,陈凤桐先生写了个便条介绍我去拜访他。那时我二十七八岁,也不知道什么是拜访,就是觉得这人字写得好,想去看看他。我们到了他家院子里,一个北京老太太一口京腔的喊,冯老,有人找你。悉悉索索过了半天,门帘里出来一个人。穿个大短裤。一看彭老师(我夫人)在后面,又赶紧进去穿个衣服,衣服都是反的,而且很粗拉的缝过。屋子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煤炉,大夏天床上还铺着一张狗皮,煤炉上炖一个鸡蛋,那时候已经到中午了。呆了二十分钟我们起身告别,高度近视的他到处找纸,又写了很长时间,然后非常认真的告诉我们,从哪里坐103到哪里再转哪路车,再走多远就到了。我们拿纸条离开,他又从后面追上来,说我们第一次来北京,一定要送我们。我再三劝他回去,说怎么也不能让他七八十岁老人家送,他终于肯停步。我们向前走几十米就回头看看,北京的大夏天的马路上,一棵树都没有,只见他一个人站在马路中央不断向我们作揖。我们觉得实在不行,就拐弯找了个地方停脚,想让他回去。没想到他又追上来,和我说燿山你们走错了,还是我送你吧,就这样一直把我送到车站。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是个真正的大学问家,但他又那么真诚、低调。这种真诚是发自内心的,是绝对假装不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的正能量。我觉得人与人之间,还是真诚一点好。能帮人家一点就帮一点,没什么坏处。你的举手之劳,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采访人:今年四月份,您有一个《走马边关》摄影作品展。您是很早就喜欢摄影吗?
   □张燿山:摄影是一门光影的艺术,也是对自然、生命和历史最接近真实的记录。所以有人说,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的不够近。我在摄影上没有什么追求,但受书法影响,在构图、用光上和其它人有些差别。从这一点上说,书家和画家可能有一定优势。我搞摄影的目的和初衷就是锻炼身体,记录自己的行迹。有人说燿山水平很高,我说你要去也能拍成这样。因为事实就是这样的。
   我爱好摄影的情结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初,当时有一个邻居,叫殷小狗的,喜欢搞技术。他曾经用废旧的零件做了一个无线电遥控的小船,还被当作敌台电波被监测到,弄到派出所呆了一天,当时他才十二三岁。
   当时我们两个非常痴迷摄影,后来用大概相当于两个人一月工资总和的钱,合买了一台相机。我们非常兴奋,买回来之后第一件就是把相机拆了,搞得满满一桌子配件。没两天他又很神秘的对我说,他能让相机钱几天就赚回来。我一直不信。后来我们就租了个自行车,跑到岗埠农场帮农民照相,一张两毛钱。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时代,农民要拍照片要到县里城里,还得请假。我们胆子很大,在两棵树之间弄了个被单,全村大人小孩,包括老年人,全都来照相。之后又买相纸、显影粉、定影粉,来冲洗照片。当时只要我们一到村子,就有一大群人一哄而来,一半人来取照片,一半人等着拍照片。两个星期后相机钱就赚回来了。后来突然有一天,他又很神秘的说相机给你了,我不玩了。后来我就看他每晚拎个铁桶出去,追问好长时间他才告诉我,他是到当时的海燕照相馆和新海印刷厂,把下水道撬开,把人家冲洗印刷的重水都捞回来,挑到家里提炼白银,当时他也就十四五岁。据说还成功了。他是个聪明人,后来又搞音响、二手空调,折腾了不少事,现在听说开了个澡堂。但这个人注定做什么都是短视的,我想根源还是文化太少。我的照相机的情结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走马边关主要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挑战。还有一个悲观的想法,就是好不容易又活过来了,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到。当时就是一辆车三个人,2013年9月4日从连云港出发,经江苏、河南、安徽、山西、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回来走内蒙,正好绕一圈。我们穿越了800公里无人区、300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5600米的珠峰大本营,对我来说都是极限的挑战。
   印象最深的还是珠峰大本营。2013年中秋节就是在那儿过的。我们刚到的时候雾大得伸手不见五指,但我一直坚信能看到,果然不到一小时,一束阳光正好打在珠峰上面,就象做梦一样。当时惟一的想法就是,死在那儿也值得了。大家手忙脚乱,抓起相机冲出帐篷就拍,三角架什么都不要了。只是一瞬间,也只能跟着直觉拍,但恰恰那张照片也是我拍得最满意的。
   一路上有过奇遇,也经历过一次危险的泥石流。当时车行驶在西藏的山路上,路况很差,前面泥石流,下面是万丈深渊,一块大石头卡在车底盘上,动也动不了。还好那时候人的互助精神比较好,一个凌志越野车赶快把拖绳放过来,我们根本没用过拖绳,钩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天又特别冷,人下去泥几乎到膝盖,后来好不容易找个地方钩住,把车拖过去,算是脱险了。后来大家一言不发紧张的开了几十公里,才想到根本没和人家打招呼,连谢谢都没说,我们都吓呆了。
   □采访人:您在花果山半山坡上有个工作室,叫“半坡居”,就是安东书院,能讲一讲吗?
   □张燿山:安东书院这是我最近几年工作的重点。安东是大韩民国的精神首都,相当于中国的曲阜。在日本占领朝鲜之前,韩国有七十多家这样的书院,主要传播的是汉文化。韩币上有个头像,叫李晃的,就是那里人。我主要搜集甲午之前韩国人使用汉字的手札,现在也有一千多通。
   我做这个事情是从2010年底开始的,当时连云港组织艺术家去韩国,那时我出院不到一个月,实际身体很不好。那次出行我偶尔发现了二十多张手札,让我非常震惊。之前我从未接触过韩国的汉字,只知道日本有。后来我才知道,韩国人从西周时就开始使用汉字了,那时正是中国青铜器使用最成熟的时期。从西周一直到甲午战争,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975年“去汉化”运动,汉字才从韩国中小学课本中去掉。韩国人和日本人一样,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挣脱汉文化的影响。所以安东文化作为汉文化的一个支流,从文化保存发掘整理的角度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采访人:虽然您不标榜自己是书法家,但大家了解认识您还是通过书法。书法在您的生命和生活中,是居于什么样的位置?您心目中理想的书法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张燿山:对我来说,书法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给我带来快乐,当然也给了我社会地位和影响。虽然没有辉煌,却是我一生最大的追求。如果没有书法,我可能一辈子就一事无成,因为我也干不了其它事,那样我的一生就太苍白了。
   在我看来,书法是一种调养生息的工具。通过一本字帖,你可以镜像古今,观照万物,也可以沉淀生命,开阔视野,产生美的享受。但我觉得最近几十年,书法界、美术界、演艺界不是在“审美”,而是在“审丑”,美的东西受到排斥,丑的东西大行其道。把书法作为赚钱、牟利、谋地位的手段,书法就会变味,就不会按它应有的路径走。尤其现在的展览机制,书者跟风追风,忽略了个人的情绪和作品的格调,最终导致中国书法千人一面。
   我相信若干年后,我们的后辈会对这段书史做出反思。书法最终也会按照应有的道路走下去。这个道路就是传统,就是文脉的传承。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官僚不再做书协的领导,腐败经济受到打压,书法市场不会象以前那么活跃、务虚,加上新一代学人的崛起,书法将会回归正统。成为一种精神追求,书法才有可能纯粹起来。
   这些年我一直在彷徨、犹豫、纳闷,我在清末民初这段书法史的游弋中看到了一点微光,或许有一天能拨云见日。我经常说,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哪里是突破口,但总有一天会有突破。我也不知道中国书法应该是什么样子,但绝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采访人:六十花甲子,是一个新的循环的开始。未来的时间,您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吗?
   □张燿山:把六十岁视作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个最佳的理解。书法,它根植于我的生命,是肯定不会丢的,丢掉了我不知道干什么,毕竟也还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对于生活,就简单了,不要考虑那么多,随遇而安最好。因为生命留给你的时间并不多了,而且这段时间会很快,相当一部分时间还要面对生理的衰老,生命质量的下降。我的想法就是,尽量多做点好事,说点好话,不要太亏待自己,也不要太苛求自己。这样就很好。如果能为家庭、为社会做点事情,当然最好。如果做不到,把自己活好,就行了。或许到80岁的时候还能搞个展览。那时,我可能还会重复那句话,我不知道中国书法应该是什么样子,但绝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采访手记:这次采访的时间并不短,大约170分钟,结束的时候正赶上新年的第一场雪。对于一个在艺术领域毫无建树的后学晚辈来讲,与燿山先生最大的共同点可能就是都会说一句“不懂书法”,只不过这四个字之后的涵义大相径庭而已。我的工作就是如实的记录谈话的内容,很多句子几乎是语气词都没有改变,希望通过此文能在专业视野之外、在那些永远绕不开书法的话题里,还原出一个真实质朴,又感性浪漫的的艺术家形象。(采访人:侯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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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4/17 11: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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